告密:从道德危局到生存险境

告密:从道德危局到生存险境

告密的道德危局

作者 | 丁小村

最近一个现象引发了热议——学生充当揭发老师的“告密者”。有些教师愤愤不平,觉得学生翻了天,完全丧失了师道尊严,教师在讲台上出现一个口误,念了个错别字,骂了一次粗话……都可能被学生录音、录像,转眼间就可能让有些教师身败名裂。

当然在讲台上犯错误是教师自己失范,似乎应该受到谴责,但私人言论和私人交往中的种种被揭发告密,这就不能不让人恐慌。似乎整个社会“告密者”辈出:告密从娃娃抓起。

这意味着不但教师丧失了安全感,其他人也一样——

你不知道和你聊天的时候,对方是不是一个告密者;你不知道你随手写下的一封邮件,会不会变成密告的内容;你当然也不知道,你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,都可能成为某个人告密的素材……

人际关系充满了风险,就不单单是学生和教师的关系了。

告密,可能是向某个团体,也可能是向某个人,下属可以向上司密告同事,师兄可以向师父密告师弟……种种告密行为,把人放置在一个行为言语都需要高度戒备的状态,你不由要问: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还能相信谁?

作家赫塔·米勒在回忆录中写道:过了三十年,她在祖国东德的秘密档案才见了天日,一共一千三百多页的档案,记录了各种材料,从日常生活到朋友谈话,从旅行出访到学校讲座,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监视者和告密者……直到多年后她离开了东德,一个闺蜜来访,住在她家,她像对待亲人一样接待这位闺蜜——事后她震惊地知道,这位闺蜜,也是专门来刺探她的情况的。

这样的人际关系,让人想起来都脊背生凉:当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监视者,随时准备告密——你活得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,不能随便说话,不能自由行事,最终你将活成行尸走肉。

人们恐惧的是那种到处是监视者和告密者的社会,归罪于那社会的制度。但是告密在普通情况下,毕竟也只是一桩道德罪:揭发犯罪者是公民应尽的职责,你包庇犯罪就等同于犯罪;但是揭发私德行为或者告密私人言论,则是一种道德罪过——没有法律来制裁告密者,道德谴责对于某些人来说毫无用处。

更重要的是,倘若被利诱(金钱的,名誉的,其它各种好处),而加入告密的行列,往往是许多人变成告密者的利益驱动。

为什么许多学生变成了“告密者”,这中间可能有许多内情,但倘若要深挖一下:可以说是教育本身自酿的苦果。

出于人性的放纵,我们喜欢学生告密。

我当过十年教师,有一类学生天生受到老师青睐:比如嘴巴甜的学生,喜欢打小报告的学生,喜欢跟老师套近乎的学生。与之相反,另一类学生则被老师讨厌:喜欢顶撞老师的学生,性格孤僻的学生,不爱跟老师交流的学生。

我曾经反思这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:可以总结为这是人性的需要。

按理说身为教师,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:不管是长得漂亮的还是相貌丑陋的,不管是嘴巴甜蜜的还是性格怪癖的。但是出于人性的放纵,很多老师并不能做到这些。

长此以往,这种教师对自己人性的放纵,也放纵了那部分学生:跟老师套近乎的,喜欢打小报告的——这种看似对老师的忠心耿耿、贴心巴肠,完全是教师自我的人性需要和放纵。

因为这种人性的放纵,自然而然也就纵容了学生充当告密者。

这样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,在单位是告密者,在公司是告密者——他往往也是最受领导和上司青睐的人。一路告密,让他无往不胜,于是一个告密者的成功学,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成功学——很多人际交往手册,鼓励的正是这种告密和喜欢告密的人性。

这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苦果。所以当你被人打了小报告,被人密告了,正如普希金的诗句: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不要悲伤,不要哭泣,赶紧做一个告密者,你会成为时代的骄子。

出于权力的需要,我们培养学生充当告密者。

当权者充分利用权力的杠杆,让下属变成互相剿杀的制衡——这在中国古代,被称为权谋。所谓权谋,无非就是让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互相躲猫猫——说白了,彼此监视,互相揭发。权力的大棒和奖赏并举,变成了耍猴人的工具。

一个上司往往纵容某些下属充当告密者,而不把这看成他身上的道德污点加以警惕。公司的老板喜欢那个打同事小报告的员工,因为他让老板放心,自觉充当了监视者。单位领导喜欢某个下属密告同事的一言一行,以便作为把柄或者材料,必要拿出来对某个人进行打击——这些把柄材料来源于告密者日积月累的辛勤作业,因此领导往往把告密者视为功臣:虽然他心里明知道这样的人物并不可靠。

古人当然知道这一点,所以那些喜欢告密的,在戏剧中被搞成白鼻子的奸臣或者花额头的小丑——戏剧脸谱给他打上了道德标签:你是告密者,也往往是个小人,你可以小到卖友求荣,你也可以大到卖国求荣。

这样的告密行径,却经常是从孩童时代开始的:老师喜欢打小报告的学生,因此往往让他当班干部,哪怕是个小组长,也是一种奖励;老师喜欢告密的学生,哪怕明知道这是孩子身上的重大毛病,出于个人的偏好,老师原谅了他的这种过错——结果,这种宽容无形之中变成了对告密的一种补偿。

孩子们长大之后,社会上将充满了告密者,而且他们往往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:既然这样,何乐而不为呢?

谁也不愿意身边的朋友同事中充满了告密者,但自己却在很多时候乐意充当告密者;教师在讲台上看下去,每一张脸都像是带着假面的告密者,但这些告密者却是他自己纵容的;今天早晨亲热地和你一起吃早餐的人,下午就变成了到领导那里汇报你言论的告密者,因为你当了领导你也喜欢这样的……这样的人性悖论,可能已经让你不敢想象。

但历史上这样的事从来不缺少,历史重演甚至跟时代无关,只跟人性有关;故事再次发生,甚至跟起因无关,只跟每一个人的成长有关。

如果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告密者,那教育本身几乎要付全责:不管是出于人性的需要,还是出于权力的邪恶,都是从孩子开始的——我们在制造告密者,最终把它变成了一枚人人咀嚼的苦果。

为了五毛钱,有人愿意去当举报者;甚至有人自带干粮,充当监视者;还有人出于人性的邪恶,提前潜伏在最亲密的人身边,随时准备充当告密者……

当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告密者,我们今天面临的就不单单是道德危局,而是更可怕的生存风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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