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史上对抗瘟疫的最后一战

中国历史上对抗瘟疫的最后一战

有温度的理性,有态度的感性

当下疫情严峻,武汉封城,全国揪心,共克时艰为第一要务。
而一百多年前,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和表现,而今看来,有很多令人动容和深思的细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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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王朝的瘟疫

1910年,宣统二年,在千载未有变局中步履蹒跚的帝国,已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。

内忧外患,变乱纷起,财政千疮百孔,但外表竟还有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在尊贵的摄政王爷载沣看来,帝国正在励精图治,立宪大计按部就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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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队改革也成效卓著,河间、彰德两次盛大阅兵,一派兵强马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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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这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,将帝国打了个踉跄。

事发10月25日,同样是个冬天。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,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,在旅店一夜暴亡,尸体呈紫黑色,死状可怖。

十二天之后,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,并将令人胸疼、咯血、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。

帝国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报告。

其实,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。

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,因人力不足,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,很多劳工的工作,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。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,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。于是,中国劳工的聚集地,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。

因为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的缘故,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。但沙俄政府出于极端自私,不仅隐藏消息,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,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,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。一路上天寒地冻,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、大车店中投宿,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。

很快,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。很多人全家死去,尸体随处可见,街道犹如鬼城,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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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年之前,以哈尔滨为中心、贯穿全东北的T字形铁路网刚刚通车。这在当年绝对是黑科技,但此次此刻却成了瘟疫传播的帮手。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,长春、沈阳接连失陷,关内的河北、山东也爆出疫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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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来越多的人倒下,而人们对瘟疫的原因竟一无所知。

眼看就是帝国子民的灭顶之灾。

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

要知道,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,死者三四千万,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当年的疾病传播绝无此时迅捷,而此时应对鼠疫的治疗手段相比黑死病时并无实质进步。抗生素的发明,还要到几十年之后。

不过,一直被反复抨击、唾骂、耻笑的帝国政府,在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。

高层没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、维稳、处罚“妖言惑众者”这些事情上,而是尽其所能,派出了所能找到的、最精英的专家队伍。

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,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,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,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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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带着助手,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,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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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,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。

最直接的办法,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。但在当时中国,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。权衡再三,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,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。显微镜下,鼠疫杆菌暴露无遗。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。

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。

 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——按传统理论,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,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,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。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,动物活动困难,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,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。

伍博士带着疑问,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。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,很快感染全家,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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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,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——这一次的鼠疫,存在人传人的情况。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,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,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。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“肺鼠疫”。

但是,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。法国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,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,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,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。

结果,六天之后,梅斯尼染病去世。学术界震惊,至此相信了伍连德的理论。

同样对他表示信任的,还有身陷灭城之灾的哈尔滨全城,以及整个帝国政府。

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。

——在治疗方面基本无计可施的情况下,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,是要掐断鼠疫的传播扩散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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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方案,今天看来也是很先进的。这套方案有三个原则,三个大招。

 

第一招是管理传染源。

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,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,按重症、轻症、疑似进行分级处理,避免交叉管理。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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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,还是尸体处理,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。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,在无法深埋的情况下,只剩下了一条路,烧。

伍连德反复做工作,在朝廷圣旨支持下,1911年1月31日,辛亥年大年初二,伍连德亲眼见证之下,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,付之一炬。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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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招是切断传播路径。

 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,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,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。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,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,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,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,只能在本区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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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连德提出的“疑似”概念,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、检查症状,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,一直沿用至今。

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,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,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,严防交叉感染。由此,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。

同时,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,从1911年1月开始,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。1月13日,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,凡经过旅客,均需停留五天观察。1月15日,陆军部加派军队,阻止入关客货。1月21日,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封的不是一座城,而是整个东北。

 

第三招是保护易感人群。

伍连德认为,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,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,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。

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。帝国工业基础孱弱,口罩库存很快告罄。他因地制宜,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,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,称为“伍氏口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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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口罩成本低廉,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,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。

显然,上面这些方案再先进,没有当局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。所幸,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,竟然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,迅速调集资源,付诸实施。

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,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。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,形势开始逆转。

1月31日,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。2月20日,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,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。

3月1日,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。到四月,鼠疫终于彻底扑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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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uthor: 茉莉花开